对话黎瑞刚

　　11月25日，11:00至次日凌晨1:00，成都锦江宾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总裁黎瑞刚接受了《综艺》的专访。

　　最大的成绩

　　《综艺》：自您出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以来，您认为您最大的成绩是什么？

　　黎瑞刚：通过努力，为集团设计了一个长远目标和发展规划，同时设计了一个企业发展结构。尽管现在这个内在管理结构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受到了很多的认同，但未必人人都理解，我希望我设计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未来会证明它的价值。

　　另外，在我的影响下造就了一支团队。当初，面对集团的战略，有人不理解，有人在观望，但今天我看到有一大群人支持它，投身其中；有的人不完全理解，但他们也被这种激情所感染。3年中，通过培训以及实践的锤炼，我觉得集团里少说也有30个以上的高层管理人员已经拥有了很高的理念和水准，我跟这个团队有沟通，有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能够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同时有很强的专业追求。他们是我们这个集团的财富，也是上海传媒行业的财富。

　　我认为，即使有一天，我不在这个集团了，他们也会推动集团的发展；他们离开这个集团，到其他地方去也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在集团中得到了锻炼，同时我也觉得，我们在一起学习，了解了很多，海外的，国内的东西，并且通过很多项目大家进行了磨合。

　　我想这一点对我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其实，广告收入的增长并不关键，因为它不稀奇，换一个人来做这个职位，上海那么好的城市基础，经济增长又很快，广播电视还是一个垄断平台，无非是增长快一点，或者慢一点而已。

　　最大的担心

　　《综艺》：那您上任以来的新思路也推行了三年，是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那么，在当前阶段，您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黎瑞刚：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集团的理念，改革的理念，战略性的想法，按照市场、按照企业所设计的模式是不是走得太早，走得太快，是否超越了时代。或者说以企业化的标准设计的理想模式，是否超越了现实的环境，超越了国有媒体事业单位的承受能力。我也担心我们这样一些专业背景出身的管理人才是不是太理性，太技术化，与媒体宣传长期以来的模糊管理之间有差距。

　　选择国有平台

　　《综艺》：毕竟，SMG不是您自己的，再好的战略它也是国有的，是您不能做主的，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路呢？

　　黎瑞刚：怎么说呢？做事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不过，做到今天，更多地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有一些领导，来自方方面面的，有一些老前辈，爱护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即使不理解一些战略，也会支持。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努力，回报他们。这听起来很传统，但对我很重要。另外，我很珍惜这个平台，上海在中国只有一个，广电媒体在上海就这么一个，我本人又是学新闻出身，找不到第二个平台能让我像现在这样发挥。第三，读大学的时候，民族自尊心还比较抽象，但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责任，对民族媒体的责任。

　　对执行的满意度

　　《综艺》：对您设计的战略来说，实现的满意度如何？或者说您如何评价您这个团队的执行力？

　　黎瑞刚：这好像是让我批评我的团队。说实话，当我刚到集团，跟大家开会的时候，看到台下的人在专心地听，但感受不到碰撞的火花，看不到回应。但这几年，尤其是到第三年的时候，感觉已经合拍了

　　当然，执行力是不完全的，但主要是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体制损耗很大。有时候我也担心，我可以喊出一些很超越性的口号，走得很超前，他们却还被绑在体制里。

　　从我内心来讲，非常感激这个团队，也感谢我的搭档，不管我对他们的执行力有这样或那样的判断，没有他们，我是做不到现在这样子的。在我身边工作的团队，很辛苦，通常周末没有休息，夜里11点多还召集他们开会，开始也是不大习惯的，现在都开始跟上我的工作节奏。

　　《综艺》：在几天的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文广的工作节奏。与其他媒体不同的一点是，这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谈起自己的工作，对前景充满了向往和激情，或者说这里流通的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成就感。但是这种动力能否持久，是好还是坏？

　　黎瑞刚：在这里激励机制是不完全的，纵向比当然有很大的增幅，但是与市场比，就会有差距，不过你也不能完全这样说，毕竟在体制内你获得的政治资源和垄断资源还是外面无法比的，就像你说的，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事业的成就感，原来不能做的，现在有了空间，可以做。事实上，在这个集团里，有很多人跟我的工作态度一脉相承，完全凭自己的觉悟，机遇不错，有道理的都能做出来，做出来还有人来欣赏。但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可以，但是从长期来讲，成就感并不能代替激励机制。并且，成就感也伴随着由于体制碰壁带来的受挫感。

　　关于对外合作

　　《综艺》：黎总，最近外资公司都感觉到媒体开放的政策有些收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也有很多对外合作的项目。您怎么看中国媒体的对外合作？

　　黎瑞刚：从我们改革开放的20年来看，中国媒体产业的发展，更加开放，做大做强是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媒体的特色也显而易见，政治责任、公益责任、社会责任是中国媒体天生所具有的属性。如何找到一条既能符合市场要求，又能满足这些特性的路，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的。讲到对外合作，我认为，尽管政治体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情不同，但在微观层面上，还是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比如，成本控制、品牌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长，急需从市场中吸取养分。因此，在技术层面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借鉴。我们集团在这方面学到很多，我个人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西方的媒体做见习，都给了我特别大的灵感，此外中组部组织的在GE两个星期的管理培训，让我知道大型集团，内部结构是如何设计的。有时候，海外媒体觉得在中国很受挫，他们总是强调他们只是来做生意，无意于影响和介入政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恰恰错了。中国媒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媒体，要在中国做媒体生意，就必须适应和学习这里的政策和政治。

　　为理想全力付出

　　《综艺》：好多朋友都提到您这两年头发都白了，工作很辛苦，工作之余您都做些什么？

　　黎瑞刚：我每天从早上9：00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工作之余大概就是睡觉了。

　　《综艺》：您这个位置，这么大一个集团，对上、对下的协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效率会损失掉。您认为您的工作有多少是真正推动事情发展的？当然，磨合也是推动工作，我是说，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相比，您的工作有效的大概有多少？

　　黎瑞刚：按百分比的话，我有40％的时间在做沟通，各种各样的沟通，政府关系、团队管理层以及对下宣讲；40％的时间在做具体的工作，开会、协调；20％的时间在思考。

　　《综艺》：那您思考什么以及动力是什么？

　　黎瑞刚：动力说不上，可能是习惯，是我的生活方式。

　　《综艺》：那是不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完美，或者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

　　黎瑞刚：应该是吧。我的特点，首先我很勤奋，外加有一些悟性，能很快吸取新信息，消化为自己的东西。

　　《综艺》：在众多的沟通中，有没有感到理想被消磨了？

　　黎瑞刚：不管西方，还是中国，在一定体制中做事，肯定是一个磨合的过程。理想是一个衰减的过程，但不能丧失核心的东西。比如，做一个项目，有很多迂回的方法，但你一定要想明白要达到什么。

　　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能到今天，我已经很顺利，这有自己努力，也有机会，有领导支持在里面，上海的领导和广电总局的领导都对我很厚爱，很多想法也是领导和同事指点下悟出的。

　　做任何事关键在于拥有不丧失信心、锲而不舍的精神。想清楚，迈出第一步后，就不能后退，也许会拐到另一条路上，但不能走回头路。碰到障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如何与环境斡旋，或者用时间来解决问题。

　　《综艺》：黎总，您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都受到您的激情的感染，这都不奇怪。但在与上司相处的过程中，您是如何让领导即使不理解也支持的呢？

　　黎瑞刚：我在政府工作过，很多人都仰视看领导，但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平视领导决策背后的运作机制和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能比较自觉地站到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什么场合，谈什么问题，怎么提法，规避什么。

　　《综艺》：那能不能不加这么多班？

　　黎瑞刚：广播电视行业是我们国家宣传的重要阵地，每个台长都很劳心，要时刻关注宣传效果和宣传政策。另外，要实施一些想法，确实要身体力行。不过，3年来，也有很大变化，我现在可以拿出30％-40％的精力来关注新媒体业务。

　　《综艺》：您下一步行动有什么打算？

　　黎瑞刚：我不敢想得很远，决定我做不做这个工作，不在我。对集团，我总是从3年、5年、8年、10年来考虑，但对我自己来说，只能一年一年地想。就拿明年来说，我会很关注结构调整后的节目质量和影响力问题。三年里，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在研究管理结构问题，虽然很多问题还没有解答，但我们至少看清了方向，哪怕有些事现在一时还做不了。我坚信，我们实行的这些管理变革的价值会逐渐在节目生产中体现出来，会在内容产品的最终影响力和人的活力上体现出来，会在集团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上体现出来。(文/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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