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新周刊》2008年2月9日创刊，它的母体是美国著名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这份周刊便是总部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钱江晚报共同合作的产物。它是世界日报立足于中国报道的一份周刊，读者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

　　自担任这份新闻周刊的主编以来，笔者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去把握重大突发性事件？

　　报道做多大，要兼顾三个标准

　　很多突发性事件不可预测，再有预见性的媒体也无法提前作出相应的判断。最尴尬的是某几年的年终盘点，一年未完，盘点就匆匆出炉，结果偏偏在年尾的最后的几天，发生了影响非常大的突发性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新闻大战日益激烈，对于重量级名人去世这样可以预见的新闻事件，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作出了提前量上的准备。比如包括钱江晚报在内的一些媒体早已在文化大师巴金去世前的两三年就做足了功课，相应的版面早已做好了策划。因为，巴老毕竟已在风蚀残年，如果一旦离世，而我们媒体手忙脚乱地没做好准备，只用简单的消息来打发，报道的深度和厚度都不到位，倒是显得我们对“文化国宝”不够敬重了，而读者也会认为这张报纸很肤浅。

　　更多类型的突发性事件，媒体只能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拿出十二分的看家本领，判断突发事件的新闻价值、重量程度，以及媒体该发出怎样的声音，来体现媒体的公信力，表现自己的良知。鉴于突发事件大多数都是“坏消息”，媒体在做出以多大规模来报道的判断上更要兼顾多个标准：

　　首先，新闻的出笼与社会和谐度的关系。也就是说，媒体的立足点在于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真相，但不应该过于夸大负面，抱有猎奇心理。

　　其次，报道能否起到正面的呼唤社会良知和公民责任的作用。有媒体竟然刊登让女模特儿在地震废墟上搔首弄姿地做秀的照片，只能让人不齿。

　　第三，是否能满足读者对于突发性事件一探究竟、了解真相的愿望。汶川地震发生后，作为一份新闻周刊，应以最快的速度、饱满的情感去报道与地震有关的一切，我们将之视为新闻人不可推却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使命将汶川地震的消息报道给高度关注灾区的海外同胞的。

　　对此，《新周刊》迅速作出了反应，部署所有采编人员打一场硬仗。对这一重大突发性事件，我们不能再按平时的出版节奏，按部就班，必须打破平时的出版流程常规。在很短时间内，以新闻事件、人文关怀和情感为主线贯穿，以大图片和浓缩的文字，连续赶出了两期《新周刊》的地震特刊《川娃儿，雄起》和《灾后：创伤与希望》，非常及时、有效地将地震后各方面的情况传达到美国的中文读者那里，客观上对华人华侨捐助灾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突发事件，报道的灵魂在哪里

　　还是以汶川大地震为例，我们决定“特事特办”，5月24日出了20个版的特刊专号。“殇·爱”确定为首期地震特刊的主题。为此，我们在封面上选用一对母女点着蜡烛祈祷的照片。并且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首古诗放在了封面上，同时还加了题记：“一个城陷下去，全世界的爱升起来！”

　　我们的责任，不仅报道天灾，更在于报道天灾中人类的大爱。为此，我还特意以《殇·爱》为题，配发了评论，文中指出：在大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道德命题。“此外，还需要普世的爱和勇气，力量，信念。”

　　以此为线，特刊穿起了“震殇”、“血泪”、“骨肉”、“最痛”、“悲怆”、“孤儿”、“桃李”、“回忆”、“未来”、“天使”、“良心”、“温暖”、“人道”、“抗争”、“祈福”等大标题，全方位对这一2008年令世界动容的突发性事件进行了报道。

　　这个特刊在美国出街后，当地华人华侨都热血沸腾。世界日报的高层来信说，特刊为华人的捐款献爱心推波助澜。

　　这组报道的影响力，也体现了新闻周刊的优势。周刊不需要每日的短平快出击，它的优势在于深度关注、深度解读、深度包装。日报在地震报道上强度更大，频率更高，是每周一期的周刊无法做到的，但它的局限在于它的报道是进程式的。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周刊也有周刊的优势。可以在掌握大量的新闻资源后更从容地整体布局，整合资源，深度采访，提升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体现出更浓厚的情感关怀和人文精神。

　　为了突出“殇·爱”的主题，我们精心制作标题，以两个字的大标题配小标题，来突出特刊的气氛。另外，封面使用黑白照片，但内页每个版的照片摒弃了黑色，因为通篇黑白太压抑，与“在悲伤中雄起”的调子不符，内页的每个版配一张彩色大图，在视觉上体现出强大的冲击力。图片不求多，不凌乱，每版精选一张，图文并重。

　　另外，我们在版式处理上，认为抓取在地震中的灾区人民和关心灾区的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真实情感等原生态的东西，可以使版面更有说明力，也更立体。于是，每个特刊的版面都辟出了一块“话外音”，把个体发出的声音，用黑底白字放在了显要的位置。比如——

　　“妈妈，我明天也要和你一起回去救爸爸，我要救爸爸。”——在都江堰市人民医院门口临时搭建的简易医疗救治中心里，7岁小学生董佳哭着说。（《骨肉》版）

　　“我唱歌就不会觉得痛。”——北川县一幼儿园，一个叫任思雨的小女孩在废墟下等待救援时突然唱起了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最痛》版）

　　“高一七班的，我们要出去，要挺住！”——北川县北川一中李安宁和同学们说。（《回忆》）版）

　　“前晚，忙到12点；昨晚，忙到凌晨2点。”——上海民政局年轻的公务员小章说。（《温暖》版）

　　这些原生态的“声音”和文章、图片成为一个版面的“三位一体”，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使读者对突发事件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对突发事件的追踪，要追踪到人的命运

　　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还有很多后续的新闻，这是广大读者高度关注的，也是我们媒体有责任报道的。

　　在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了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也是戏剧的高潮，那么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让后人去想像，于是无数的版本随着无数的猜想不胫而走。戏剧以悬念为能事，那么新闻呢？

　　一张负责任的报纸或新闻周刊，不能将广大读者当成戏剧观众来对付。如果说一家媒体认为已经报道了突出事件的主体，也即事件本身，认为这个新闻作为热点已经“寿终正寝”，认为之后在新闻价值上便不具有“卖点”，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轻慢的态度。虽然新闻的轰动效应更多在于事件本身，但是事件之后呢，我们媒体为什么不能再往深处追踪下去呢？

　　我们追踪突发性事件的落点在哪里？我以为，最重要的，最需要追踪的要素是人，也即遭遇了突发性事件的人物，突发性事件对他们今后的命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作为媒体，我们是否有责任去关注他们在“事件后”时间段里的命运走向？

　　我以为是很需要的。追踪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以为很能看出新闻记者和编辑具有怎样的人性眼光。还是以汶川地震为例。《世界日报·新周刊》在做了地震特刊之后，仅隔两周就再次推出了11个版的追踪报道，追踪的关键词是“灾后，创伤与希望”。这一期周刊中，不仅关注了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还关注到其他一些层面上的连锁反应。比如，谁来赔付商品楼？“楼在人不在，人在楼不在，房贷又该怎么还”？虽然一时不能圆满解决，但我们相信提出问题，正视现实才会得到更多关注。

　　我们以时评的形式关注了“建一座怎样的地震博物馆”、小人物与强国梦、富豪与捐款等延伸话题。另外，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志愿者上面，不仅报道了以李连杰为代表的名人志愿者，也报道了像张祥青这样的平民故事。我们还在读图版上发了一首感谢所有捐款者的小诗。另外，还介绍了一部火速投拍的纪实性故事片《汶川168小时》。在2009年，我们的《新周刊》依然还在关注一个个破碎家庭灾后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

　　以上这些关于突发性事件报道的思考，虽然可以图解为很多技术上的分析，但我以为，归根结底在于一点：突发性事件不仅仅是事件，因为事件的主体总是人，人在事件中及事件后的命运，才是我们媒体最应当关注的焦点。人永远是事件的主角。

　　那么在事件中的人，我们媒体该投射怎样的目光呢？那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了。我们时刻都需要有客观冷静的头脑，也需要有热乎乎的心灵。只要我们以心去参与，用心来说话，始终坚持良心，抱以同情心看人类，看世界，我们的报道，就不会是冷漠的，平面的，我们的突发性事件报道，才会是有温度的，闪着人性之光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