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公开卖版面很不光彩，但有隐情

　　主持人：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杂志公开卖版面这样一个事件？

　　何建明：我最近注意到网络上都在说这件事情。首先我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很不光彩的，不光是办刊人不光彩，而且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这一行当的人也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

　　但是，这件事有客观的社会原因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办刊物的人非常多。我曾经是《中国作家》主编，也办过这样的杂志，和《报告文学》杂志很熟。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稿子与金钱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是，作为报告文学的文种和报告文学本身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跟金钱挂钩。

　　当然，办刊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是公开的广告；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干部需要作一些宣传；给刊物钱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其他文学杂志则是比较公开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杂志或者一些报刊收钱。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刊物还是文体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体不应该和金钱挂钩，而办刊确实会和经济存在关联。但是，我们要以什么为主导，这是很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一律规范哪种东西可以，哪种东西不可以。但是至少有一点，如果有一个企业给钱作为软性的广告，在客观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果文学作品是以金钱换版面的话，就有失于文学作品以及文体自身的纯洁性，它对公众和读者也是有欺骗性的。

　　深层次地说，我对《报告文学》这个杂志是比较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报告文学迅猛地发展起来了，很多读者都很喜欢，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到现在30多年，报告文学已成为一种读者喜欢的文体。但是以前没有正经的刊物，原来《报告文学》杂志是茅盾当主编，我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在《报告文学》上发表的，后来这个杂志停了一段时间。最后湖北拿了这个刊号，客观地说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力。虽然我还是这个杂志的编委，但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原来有位作家也是他们的编委，但是后来他还是撤出来了，为什么撤出来呢？第一是没有钱来办，第二确实是没有作者。所以我认为一个文学出版社不给他一定资金的支持是办不下去的；第三作为省级的文学刊物，它无法覆盖中国报告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客观地讲，他们公开卖版面是有客观原因的。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

　　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官员说：因为报告文学是纪实性作品，里面的事件都是真人真事，是一种新闻，而卖版面的事情就相当于有偿新闻。你如何看待新闻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联系？

　　何建明：我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是这样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个定义在辞典上找不到，是我从事几十年报告文学生涯总结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它比较准确的定位。原来新华辞典上说是散文特写的总称，我认为不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认为他是报告，不但信息量很大，而且有报告的对象，如果新华社社长或者一个企业的老板讲话没有人听，那他的这个报告就不成为报告，我们写的报告文学首先具有报告性。光有报告也不行，还必须具有新闻性；光有新闻报告还不行，必须还有文学性。所以我的定义是有新闻性的报告，还必须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

　　新闻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文体本身讲，关于真人真事这部分是必须按照新闻规律执行的。我是搞报告文学的，何人、何事、何地等新闻报告的五大要素是报告文学当中必须有的，但是它和新闻不一样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强调细节，它和新闻的真实性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文学的真实，不是新闻的真实，但是文学真实里面必须包含着新闻的真实，同时它还有一个文学本身对社会理解的真实。所以它们的差异和相连点就在这里。

　　主持人：有网友问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现状？现在的报告文学缺乏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实践力量，深刻关注社会矛盾的作品为什么难以涌现？

　　何建明：我觉得这位网友说得有一定道理，之所以有一定道理，是这几年读者期待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让人们记住。但是，他说得不全面，因为他仅仅看到了他认为影响比较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没看到其他好作品。我这么评价报告文学作品：这十几年，我认为我们发表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它确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期待的那种希望——像七、八十年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响亮。

　　这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文学作家批判的力度不够了，对社会歌颂性的东西更多了；二，今天的媒体包括文学当中，还有一种纪事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很多好作品埋没在这么大的信息量里面，今天的作品未必能替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部《班主任》或者《哥德巴赫猜想》，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时代变了，在我刚刚起步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人民文学》就觉得了不起了，现在有多少啊？像我的《根本利益》，当时发行了40多万册书，报纸有一百多家，这么大的量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而当年《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共发了120万份，但是就这120万份的杂志又传播到各个媒体当中，量就更大了。而当时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杂志就是《人民文学》，现在可以看到100本甚至200本类似《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创作出一部或者几部作品能覆盖到社会上所有的读者，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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