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杭州“70码”事件引发的公众对城市飙车族的声讨，至今余澜未消。在北京，曾经的极速传说“二环十三郎”，也再度被网友挖掘而出。杭州事件里，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一度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而北京故事，却提供了一份意外的关于“不良青年”的成长记忆，他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你看，请这样工人的人，会是那种追求新奇刺激、不务正业的不良青年么？”贾冰指着门外一个汽修工人，笑着说。那个工人胖胖的，不修边幅。

　　如今的汽车改装店老板贾冰，是曾经轰动京城的“二环十三郎”见证者之一，是昔日飙车圈里的核心人物，虽然他自己并不跑街。

　　在杭州飙车事件发生的半个月后，北京5月底的炎热下午，贾冰在自己的改装店里力图向记者说明，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环十三郎”们早已风云流散，大多“从良”，成为刻苦赚钱、好好做人的中产上进青年。似乎胡斌也能成谭卓？

　　而三年前的夏天，正是北京的飙车盛季。每当晚上八九点钟，车行如流的北京二环主道上，不时可见几辆改装车，在车流中钻绕穿行。那时，还有其他各式改装车在路口聚集，二十多岁的年轻车主们前来观摩助阵，高喊，欢呼。

　　以二环为赛道，比拼谁能以最短时间跑完一圈，这是当时北京改装车玩主圈子一度迷恋的核心游戏。顶峰时，圈子里有一两百台各式的改装车，驾车手多达一百多人，构成了规模盛大的北京飙车圈。

　　白天，他们蛰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夜晚则在二环路上亢奋急行，无所顾忌。他们既是城市生态中的另类传奇，也给城市安全笼罩上巨大阴影。

　　现在，这个在外界看来兼有“不良富家子”和“另类青年”形象的群体，谈起往昔，已觉恍若隔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说。

　　5月8日晚，死者谭卓的亲友及浙江大学的校友聚集在事发地，悼念谭卓。人们纷纷谴责危害公共安全的飙车行为。

　　极速年代

　　“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贾冰的朋友，张瑨、张博、陈震是这个圈子的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共同封号是：“二环十三郎”——飙完全长37.2公里的北京二环路，他们只用13分钟。这意味至少170公里的时速，是二环限速的两倍多。

　　这些昔日的飙车者大多生于1983到1986年之间，家境不错，北京人，彼时暂处于无正式职业的空档期。

　　“二环十三郎”之一的张博就是个典型代表。2003年，18岁的北京青年张博在国外读了两年大学后，因为“怕吃苦”，就不想读了，回到北京。

　　他因为“没什么事儿干”，家庭条件也不错，就开始玩车，以此“释放自己”。那时候北京的道路还没什么摄像头，“玩得特别痛快，很疯狂”。改装车也不多，转几圈人就熟了。

　　不久，他认识了张瑨。张瑨是专业赛车手，从小学赛车，技术熟练。“因为都爱玩车，又都是北京人，家庭环境相当”，两人成了好朋友，天天在马路上互相超车，或是追逐路上其他快车。

　　2005年初，一个同样玩改装车的青年约他俩赛一圈二环。14分钟，他俩很轻松地赢了。“刺激，挺有意思，特别是追车把人逼急了的时候”，这是他俩的共同感受。

　　从此，两人没事就在二环三环上追赶速度。作为玩车圈里技术出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玩法也带动了大家的热情。于是，二环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主要“赛道”，他俩也成为了“二环十三郎”的两大主角。

　　而另一主角陈震，也非常热衷这一游戏。不仅多次与人上街比赛，为方便联络和组织活动，还在网络上自建了“二环”的论坛，在论坛创建的那天，他在公告中贴出标语：“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除了一般的飙车，“正式”比赛是当时圈子里的盛事。这种比赛，有时是为了向高手挑战，有时则是朋友为了看看热闹，鼓动高手间的竞技。

　　极盛之时，他们一周相聚一次。大多在晚上八九点多钟，当北京的大排档出摊，他们也开车出发。在张博印象中，总共比了十多次，“每当有比赛，全北京的改装车几乎全部出动，足有二三百辆，那阵势……”

　　“70码”是与非

　　“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仇富没道理。”

　　“那时很狂热，从没考虑过别人的安全，万一出了事，由家人来搞定。”“从良”后的张博说，“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胡斌，挺像曾经的我。”

　　在这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小圈子内，张博已算是有些反省精神的一位。他一直“隐隐地”觉得飙车“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也不太愿意跟人说起。

　　外界的褒贬态度，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离得太遥远。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亚群体的认同。“你跑得越快，这个小圈子就越尊敬你。”张博说。他指了指自己的路易威登钱包，说，当大家都流行用它，你不买一个，就显得不合群，好像没个身份。“其实法国人也不用这个。”他又自我揶揄，个体拗不过圈子的习气。

　　在公众的印象中，飙车党多半与“不良富家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发生了杭州飙车案，跑街青年胡斌撞死上进青年谭卓之后。

　　公众的印象确有合情之处。这些飙车族们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大多认为自己的所得理所当然。对于杭州车案，飙车爱好者谢杨的的看法是，只要上街，就会想着可能遇着危险，“选择晚上十一点后飙车，已是在为社会考虑”。

　　“自我”，在陈震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陈震瘦高个儿，神情冷淡，左耳的耳钉反射出钻石般的光芒。脖子上也戴着根粗粗的金链。

　　记者：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

　　陈（有点不耐烦）：那就应该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或者禁止厂家生产能跑得快的车，不就行了。

　　马上，他就不愿意再讨论关于自己飙车的事情，但愿意聊聊他对杭州飙车案的看法。

　　陈：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

　　记者：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

　　陈：有什么不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挺公正的。

　　记者：可能因为你家庭环境比较好……

　　陈（有点激动）：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有钱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仇富没道理。有的是父亲有能力赚的，有的是父亲的父亲赚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不公正。这么一直推下去，到哪一步为止？

　　事实上，一个说法在这个圈子里流传甚广：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爸爸。

　　与陈震一样，贾冰认为杭州事件闹得那么大，主要也不是飙车的错。在他看来只是因为肇事者的超跑（超级跑车）朋友轻佻地口出狂言，说什么找人摆平，才引起公众的反感。要不然，也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

　　他们对超跑族，一边贬其“太傲慢，技术差”，另一边，又带着些隐隐地羡慕，甚至嫉妒，如果能用改装车跑赢那些昂贵的跑车，心里就会觉得“特别爽”。

　　在几十万的改装车与几百万的跑车间，有一道被金钱与地位劈开的深谷。但若问及，等他们有了钱会不会也去买超跑，多人的答案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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