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公权力机关对于公民做出处罚，证据应充分确凿，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采集证据程序也应合法，否则就不能认定当事人违法。

　　首先，当事警方违反法定程序。捉奸在床的是一名警察，做笔录又只是一名警察，按《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必须是两人。而且副局长还表示，当时警方“诱导”他说只要承认有性行为，罚500块就可以马上放出去，尽管他违心地签了字，仍被拘留了10天。看来当事警方难脱“诱供”嫌疑。

　　其次，当事警方没有提取到安全套作为物证；警方的笔录里没有查清大酒店是否存在卖淫活动，事后也未处罚酒店，这从侧面质疑了处罚的合法性和公平性。警察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链，无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

　　随着法治的进步，执法者的举证负担也是逐步提高，是把自己一步步“关进了笼子”，而不是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之下，让当事人“自证其罪”，这样才能防止公权力的大老虎出来伤人。而律师的“无厘头”辩护，正是对公权忽视私权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