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中国的新闻发展事业是充满震荡和跨越的一年，一次次重大新闻报道的洗礼让战斗在第一线上的记者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时代给予新闻人的职责与使命，“守望者”的角色变得更加迫切。在新闻报道面前，“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我们的记者真的做好准备了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今天举行的第四届“未名大讲堂”——与名记者、名主持、名专家面对面活动现场如是说。

　　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表达让我感动

　　敬一丹说，在这里回顾2008年经历的一切，感受最深的还是地震报道。原来我们很多记者都会觉得，从事了这一行我是做好了准备的。但是在2008年频频发生的大事面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比如说，在地震发生以后，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开始直播。我是在5月13号那天进行直播的。当时我的状态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在现场，也没有在话筒前，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只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时自己的心里觉得，我是做好准备的。

　　到了5月19号全民哀悼日的这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观众？我们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说，在这一天在演播室，我们要站立式的主持，我胸前要佩戴白花，以这样一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情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选择，要不要去天安门广场？

　　我当时有一个担心，天安门广场会出现什么？如果我们在演播室里是不是更肃穆呢？于是在当时，我们选择了演播室。然而在录演播室之前，我们看了天安门广场全民哀悼的直播，在最后一刻，当哀悼仪式结束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在天安门前，民众自发的有了那样一种表达。他们在现场喊，“汶川挺住，四川崛起”。

　　老百姓那种自发的表达，使得我在电视机前都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和他们产生深深的共鸣之后，我产生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我太缺少遇见了，太缺少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对民意的判断。如果能判断出来的话，我应该在他们中间，如果能预见的话，这个访谈应该在他们中间开始。可是我失去了一个机会。在那一刻我想，其实我没有准备好。

　　到了临近儿童节的时候，是地震中受伤最重的孩子的节目，于是我去了安县。我又自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我还特意请教了心理学专家，请教了一些专门跟孩子打交道的专家。可是到了安县，我很多次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那些孩子背井离乡去上学，一个妈妈对孩子说，“孩子你要记住，你是四川人”。那一刻我几乎失控，强忍着继续采访。

　　我又看到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告别，这个孩子用唐山志愿者送他的话跟妈妈说，“你要坚强”。我这个时候忍不住流下泪来，而这个10岁的男孩在车上替我擦去了泪水。在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办？镜头记录了我当时茫然失措的样子，后来柴静说，你当时的样子就是最自然的样子。后来我想，这也许作为一个母亲是最自然的样子，如果作为记者呢？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我甚至怕面对孩子的眼睛。如果是小学生我还可以跟他交流，我遇到高中生的时候，当在废墟旁边遇到那些中学生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最敏感的年龄，最容易受伤的年龄。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做得到位，做得纯粹，做得专业

　　平常我们也经常抱怨，空间有限。但是当空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有了相对自由的舒展的空间的时候，我们深感自己的能力还不适应这个空间。比如在地震的很多场合，记者是能冲上去的。但是能不能做好呢？冲上去并不意味能做好。记者做好很多准备，日夜奔波的准备，风餐露宿的准备，更专业的准备。但是现在要求我们记者的不仅仅是冲上去，还要做得好。做得到位，做得纯粹，做得专业。

　　在经历了2008年以后，专业应该是对媒体记者的硬性要求。我甚至想，我们能不能像日本同行一样，出一个小册子，告诉记者在突发事件面前，你不能做什么。把禁忌告诉大家，把那些很硬的原则、那些极限告诉大家，免得记者在突发事件面前失去判断，失去分寸。

　　2008年奥运会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大事了，我们甚至想提前进入总结阶段了。可是突如其来的我们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我们身在其中，也许还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感受到给我们的压力。但是作为记者不能不想，广东玩具厂生产线上一个打工妹失业了，和华尔街有什么联系？蝴蝶翅膀的振动真的会在遥远的地方带来飓风吗？这需要我们准备的课题太多太多。

　　今天我们在这探讨这些话题，就是为了总结2008年给我们留下这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对我们今后的记者生涯，对未来记者的实践是有好处的。而今天我们为我们这个职业所做的一切思索，一切实践，客观上也为以后接班人的未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我想他们以后当记者的时候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做记者会做得更纯粹，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