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角色

　　梅兰芳遇到了他的时代，也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

　　在梅兰芳之前，京剧旦行里的翘楚是陈德霖、王瑶卿，不管技艺上多么有光彩，他们始终被老生和武生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所遮蔽。到梅兰芳这一代旦行，一切不同了。辛亥革命后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对于京剧最直接的影响，是观众群体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女性进了剧场看戏，观众偏好婉约含蓄的表演，柔美的旦角由此得以挑战生行对舞台的把持。与此同时，新文化人从国外引进话剧艺术形式，触动传统戏曲在表演和内容上产生改良意识，喜欢旦角也变成时尚。1913年，梅兰芳在对他有着重大意义的上海首次登台，就在这样一个“新”背景下展开。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梅兰芳进入他最重要的艺术阶段：改良求变。他能够在1917年领旦行从谭鑫培手中接下“伶界大王”的名号，1927年在观众投票评选中毫无争议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并最终将京剧艺术推至巅峰，无不得自改良求变的心性高远。

　　在京剧走向辉煌的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末期，对于传统的态度，梨园有不同的做法。梅兰芳上世纪50年代提出“移步不换形”，其实是他从上世纪20年代就在努力实践的主张。排新戏或改旧戏，梅兰芳在每出戏里几乎都有新的尝试，却又尽可能温和渐进，做到不让同行和观众抗拒。1923年他创编古装新戏《西施》，为了丰富音乐表现力，首次在京剧伴奏乐器中增加了一把二胡，这个改动不但立即被观众接受，而且延续至今。他在齐如山帮助下排《嫦娥奔月》，从古代绘画、雕刻中吸取灵感，创造了古装新扮相，其他名旦日后都有仿效，今天也还在沿用。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贡献，不在极致醒目，在他温恭蕴藉中大象无形的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大名旦”的局面形成，其他3位名旦风格鲜明，喜欢他们的观众也能大概分出地界：程砚秋唱腔如徇徇书生，戏迷多为知识界人；尚小云“铁嗓钢喉”，追看他戏的以北京南城商贾最盛；荀慧生台风烂漫，生活气息浓郁，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唯有梅兰芳，成派最早，反倒少了流派痕迹，使各阶层观众无不喜欢，都能从他的表演中找到合自己口味的某一部分。说“没派”，是他最讲究分寸，把儒家的中庸境界化入了表演，一招一式都在“度”，在温厚平易中将中国女性含蓄、雅致的本质和意象都表现在观众面前。中年后名动天下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一个极感人例子是，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别姬》，对父亲说第二场手扶宝剑出场时，剑鞘在身后翘得太高，挑着斗篷不好看，第二天再演，梅兰芳就把这个动作改了。新中国成立后，梅家的老服务员去看戏，回家说梅先生那天化妆得脸上红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兰芳就记着问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正是这份“圆”，一日日一丝不苟地日积，成全了一个京剧的梅兰芳时代。

　　结交文人形成师友关系，梅兰芳也开了风气之先。齐如山、冯耿光、金仲荪、张彭春，这些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名士文人，都把全部智慧和力量用在了推动梅兰芳改革中国旧戏曲上，而梅兰芳也懂得虚心接纳，从善如流，不局限于戏曲的小天地。在他们筹划下，梅兰芳1919年访日、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3次向世界敞开与传播了京剧艺术，他自己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奠定了国际戏剧大师的地位。

　　梅兰芳一生，求戏格的独立，也一直求人格的清白和完美。梅郎、梅老板、梅博士、梅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几个称呼，标志了他所追索的人格完成，也折射出中国京剧和几代京剧艺人的命运走向。他少年时，艺人地位还很屈辱，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借助了齐如山、冯耿光这些有新思想的文人帮助，孤独地和当时污浊的梨园风气对抗，用自己无可挑剔的艺品和谨慎为人，去消除社会舆论对男旦行的成见。成了角儿后，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影响力改革旧舞台陋习，台上演员“饮场”、检场的人随意走动，都是从他这里开始被废除的。他还最早为自己制作节目单，上面印了新戏的唱词；他创立了自己的新式戏班“承华社”，一台底幕，满帘绣的是清雅的梅花图。应该说，今天京剧舞台净化，很多得益于梅兰芳当年没有过前例的大胆努力。

　　从上世纪30年代始，梅兰芳其实已经明白自己对京剧所担当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带来的责任。他关切整个梨园的同行，每到旧历年，都要出面组织唱义务戏，把演出收入分发给贫苦同行，好让他们度过年关。如他自己不在北平，也会在外地演，再把款项全部寄回北平周济。他的承华社若是有人得病不能登台，他总是嘱咐管事将戏份儿照开，一分不少。抗战8年，他却一改平日行事待人无可无不可的温和谦恭，蓄须歇演，对自己多年追求的人格角色做了印证。解放初，梅兰芳先后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身份巨大变化，曾让他感叹“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想去做政治家，也看不到以后即将发生之事。作为从旧时代走来，经历了一个时代无数起起伏伏、风风雨雨的艺人，他这一生，直至今天，在我们完成整个采访过程中，仍令所有人肃然起敬。

　　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留下的最大财富。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梅兰芳

　　“程蝶衣和梅兰芳是完全不同的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严歌苓

　　“我翻资料时看到陈毅‘一代完人’的挽词，心想，什么人才能用得上完人二字？”电影《梅兰芳》的编剧张家鲁对我说，“我看那些资料，没人说过他的坏话。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让身边所有人都不说他的坏话？”

　　“经常有人说，梅派艺术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但是要学，又很难学。”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对我说，“梅派艺术像一个水晶球。它从每个角度看上去都是圆的，很纯；梅派艺术就像梅这个人一样，真水无香。”

　　“梅兰芳这个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徐城北对我说。徐城北的妈妈曾经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因工作关系接触过梅兰芳，“我妈妈到他家里去，他正在招待重要客人，我妈妈就先坐在一边。他招呼着客人，但其间也会回头对我妈妈笑一下——他不会让一个人受冷落”。

　　由于都是陈凯歌的作品，电影《梅兰芳》难免会让人拿来与《霸王别姬》比。然而编剧严歌苓觉得，程蝶衣和梅兰芳，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相比，因为“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但是电影里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

　　在《梅兰芳回忆录》和《齐如山回忆录》中都杳无消息的女须生“冬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一段恋情，因此在电影里被做足了文章。

　　在梅兰芳的研究者眼中，梅孟之恋并不是那么美好，至少，结局不美好。“梅兰芳前前后后给了孟小冬6万块大洋。”吴迎对我说，“作为男人来讲，也算是完人了。”

　　吴迎说：“现在的人用现代的恋爱观来谈当年的事，非常可笑。”他说了一个掌故，当年坤伶刘喜奎曾经一度和梅兰芳谈及婚嫁，然而最终刘喜奎放弃了。吴迎说，刘喜奎是真聪明。而孟小冬只看到了爱情。

　　在导演陈凯歌看来，梅和孟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陈凯歌告诉我：“孟遇到梅的时候，正是梅精神挺痛苦的年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往下走。作为娱乐界的名人，他有好多情非得已的情况，有很多压力。”

　　陈凯歌把梅兰芳的人生形容为“被绑架的人生”。

　　“这个人生来就肩负着极重的担子。出身世家，祖父梅巧龄，名列同光十三绝，伯父梅雨田。他是梅家唯一长子，注定要兼祧两房，为两边各生一个孩子。”

　　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叫做倡优并列，他生在李铁拐胡同，在韩家潭陪过酒，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陈凯歌说。

　　“家庭是对他有要求的，还有梅党多年扶持着他，从经济上、文化上去支持他，大家这样付出，对梅肯定是有要求的。公众、社会还有媒体都对他有要求，所以他内心一直都有恐惧。在这时候，孟小冬出现了，孟小冬再三跟他说的就是‘不怕’，能看得懂他，她能读懂在他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他到底怕什么。”

　　历史上，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决裂，是因为梅兰芳不能做到在她和妻子福芝芳之间的一个平衡。梅孟分手之后，孟小冬在报纸上发表《孟小冬紧要启事》：“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然而在电影里，编剧改成了孟小冬和福芝芳进行了一次深谈，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电影里，孟小冬最终送给梅兰芳一把伞，对他说：“畹华别怕，我走了。”

　　在严歌苓看来，这是最好的表现方式：“梅兰芳身边一直有各种势力试图控制他。”

　　为了表现各种势力对他的控制，剧本里设置了一个叫做“邱如白”的人物，他的原型，据说是梅兰芳重要的智囊齐如山。电影里，“邱如白”为了更好地操纵梅兰芳，雇人导演了一出血案，离间了梅兰芳与孟小冬。

　　“其实梅兰芳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没主意的人。”吴迎告诉我。他举了个例子。吴迎小时候跟梅兰芳身边的李三爷(释戬)学戏，李三爷对他讲过一个典故：当年齐如山和梅兰芳研究《霸王别姬》，齐如山认为应该分两个晚上演，李三爷建议分4个晚上演，齐如山认为李三爷不懂戏，一怒之下摔了本子拂袖而去。

　　面对冲突，“梅兰芳很冷静，他说李三爷是对的，4个晚上和两个晚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吴迎说，“齐如山拂袖而去，梅就说，让李三爷写”。

　　“他不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他是个太有主意的人了。他只是不显。”吴迎说，“你比如他为了躲避日本人请他唱戏，要医生给他打3针伤寒针，打两针就能到39摄氏度，打3针是要死人的呀。”

　　严歌苓也告诉我，研究完各种资料后，她也觉得梅兰芳“并不是没主意的人，他只是不硬来，他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

　　中国京剧院编剧、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觉得：“这人是慢性子，从来也不着急，都是别人推着他走。”包括在京剧改革上也是这样，“他就像在扭秧歌，进三步，退一步，不大刀阔斧，更不会连续大刀阔斧”。

　　徐城北告诉我：“比如当年的时装新戏，观众喜欢梅，但捧了一段时期、卖过几次满堂之后，就觉得忽视表演了。于是就又恢复了古装戏。”

　　“他的出走注定不会太久。”张家鲁说。

　　“他是个很会苦自己的人。”严歌苓说。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他出去的时候，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让他换他也不换。”

　　黎明在电影里出演梅兰芳，他肩膀宽，从形象上并不十分吻合。陈凯歌说，最终决定让他出演梅兰芳，是因为他对陈凯歌说：“我不会去演梅兰芳，因为我就是梅兰芳。”

　　黎明说，他觉得梅兰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戏子出身，没读过书，一切都不是看书得来的，而是自己在人生里观察得来的。但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能和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在一起成为朋友，非常不容易。”

　　他提到自己去长安大戏院看话剧《梅兰芳》，看到日本人来，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登台，那一点触动了他：“我会想到，如果我也生存在一个战争的环境里，我会怎样？”

　　张家鲁提到，在编写梅兰芳蓄须明志、卖画维生的一段历史时，他发现梅兰芳当时还在资助一些穷朋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其实当时大家情况都不好，他不去资助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他在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去资助别人。”

　　“这我觉得，他一直在努力地‘成为’梅兰芳，我觉得，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张家鲁说。

　　“他一直要求自己能够做一个好人，这很吃力，但也是因为他太想做一个好人。”严歌苓说。

　　电影里，潘粤明扮演了梅兰芳的表哥王蕙芳。当年，两人有“兰蕙齐芳”之称，然而，王蕙芳却过早地陨落。徐城北说，王蕙芳的失败是因为他走红后，“沾染了大烟和沉迷女色”。

　　而吴迎回忆说，梅兰芳其实也抽烟，解放后每次上台前，他都要抽两口，可是：“不多，就两口，不进嗓子。”

　　吴迎认为，梅兰芳蓄须，很大程度也是受当时他身边的画家朋友影响，因为画家们都蓄胡须。

　　“他一直是个努力自我完善的人。”严歌苓说，“他诗写得不错，还努力跟文人学画画。”

　　在严歌苓看来，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时的华人形象。

　　“那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排华法案到1944年才废止。梅兰芳的演出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穿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

　　电影《梅兰芳》里有一个细节：清朝宫廷有一种刑罚，给人戴纸做的枷锁，明令告诉犯人不准撕破，撕破就要被打死。编剧严歌苓说，她忘记了从哪里看来的这个细节，但看到了就觉得被触动了。

　　导演陈凯歌说，他也被这个刑罚触动了，在他看来，“这是高度象征的工具。一个演艺界的成功人士，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我跟西方的朋友们说，中国京剧的老角儿，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一方面，他胜了，会拥有最高的荣誉；另一方面，如果失败，就是死。基本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陈凯歌这样说。

　　电影《梅兰芳》对梅兰芳人生的描述，停止在抗战胜利。严歌苓在解释为什么将时间点截至在这里时说：“他的艺术高潮其实在建国前就已经完成了。建国以后，他已经不再只是梅兰芳，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东西。”

　　徐城北家里留着一张照片，是他母亲当年从梅兰芳那里拿来的。那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上梅兰芳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干部装束。”徐城北说。

　　电影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兰芳之前的旧时代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他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一是“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另一句是“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

　　徐城北说，旧时代的艺人，要的就是一个体面：“要美，要尊严。”

　　“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陈凯歌说。

　　编剧张家鲁在给记者的邮件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2005年初在北京写完第一版剧本，轻畅之余遂与国富导演、老杜及友人二三登香山，欲往梅先生墓参拜。时值深冬，雪积盈尺，途径陌生，几番寻觅不得法，正图放弃，山坳里竟悠悠转出一人，不知乡民村叟，替吾辈指路。顺利诣墓祭拜后，忘了是谁惊醒：‘不愧是梅大爷，这么大冷天还派了人指路！’众愕，相对欣然。

　　“那年夏末，剧本又要大修，独自在台北气郁。读《孟小冬传》，知先生墓在台北近郊(新庄佳山公墓)，遂驱车往诣。盖年代久远，问管理员皆不知有彼，只得自寻。在墓区转了一两个小时，大汗淋漓，终于放弃。乘车时突然想及：毕竟是孟先生啊。

　　“一热一冷，一宽容一孤傲。我本不该去那趟佳山。”

　　严歌苓说，拍这部电影，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人和时代的关系，“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很闭塞，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部电影的另一条平行线，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这其实是和梅兰芳的一出戏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