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种强大的力量，得罪不起

　　年初两会期间，媒体疯狂转载王旭明回答人大代表质询“上学贵”的话被定义为“教育买衣论”，旋即引起了网友强烈反感，北大清华只能让富人阶层消费成了网友们抨击的热点之一。

　　他解释这番话，其实是记者把和他闲聊的内容择出来，进行了突出处理，并且没有考虑到当时的语境。

　　记者把我闲聊的话当新闻

　　青周：面对骂声，您就凭借这样良好的心态不予理睬，我自岿然不动吗？

　　王：新闻发言人并不是讲自己的话，是代替部门发言。也是代替部门去面对媒体和公众的。

　　当然不能对公众意见不闻不问，是要科学理性地去看谩骂，要学会从谩骂中捕捉到一种情绪，搜集到对我们工作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即便是我心态那样好，在年初备受非议那一段，我还是一度动摇了。我曾经想过，不再把记者当成朋友，处处防着他们，也不想再见到他们。

　　青周：网上90％对您的谩骂都来自您在两会期间所说的“教育买衣论”，您为什么那样说？

　　王：我当时就是私下里和三位记者聊天。谈了两个小时，他们从中提出那样一段话，话的表述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应该说，他们还是很有新闻敏感性的。其实我当时的原话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只不过，那是我在这种轻松的语境下，打的一个比方，让他们理解在保证教育是公益事业的同时，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消费作为补充的必要性。我至今认为，这也是我们当前国情下，需要转变的观念。

　　我绝对不是在什么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答人大代表的质询，这种表述是完全错误的，我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去回答人大代表的质询，我怎么会去说呢？

　　之后，这番话也经过很多人的演绎，变成了“有钱就上清华北大，穷人没钱就不用上学”，我会说这样的话，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吗？

　　媒体是种强大的力量，得罪不起，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无论我怎么说，声音还是有限，怎么解释还是被骂。

　　我仍把记者当朋友

　　青周：这是不是后来您对媒体不那么待见的原因？

　　王：恰恰相反，我经过这件事后，虽然一度对记者存有戒心，但也是记者，让我彻底放下了这件事。

　　有次央视记者柴静打电话给我，说她对于一些政策的事情不清楚，想问问我。我就在电话中把政策和我们通常的处理办法给她讲了十多分钟。她挂断电话后，我突然一个激灵，她不会就是在采访我吧？她是不是已经录音了，那午间新闻是不是马上就会播出？但那并不是我正式接受采访的说法呀，里面还涉及到部里一些内部情况不能随便说的呀。我一想，糟了，赶紧回拨她的电话，内部情况，求你了，不要播出去。但她那时候正在采访，电话一直未通，我就一直拨。

　　有15分钟，那是我内心情绪交错在一起的痛苦的15分钟。电话通了，我连珠炮地说了一番话。柴静回答，旭明，你怎么能这样看我的新闻素养呢，我说是问情况就是问情况，如果是采访，肯定会对你说的。

　　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现在，我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自己想想，在小人和君子之间，我还是选择做君子吧。

　　但，事实上，真正让我放下的还是三个采访过我的记者中的一位。他后来写了一篇反映安徽四个少年屈打成招被错捕的报道。这件事他采得非常到位，错捕对小孩造成的深刻伤害，各方面的反思，写得很具体翔实，让我看了忍不住掉眼泪。就凭这篇报道，他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对我们教育工作是关心的，和这篇优秀的报道比起来，我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于是忍不住，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转告我对这个记者的敬意。

　　我仍然把记者当成朋友，即便是他们曾经伤害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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