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表达了他对部分媒体的不满。同样，他的不满也激起了媒体的不满。
其实，这已不是王第一次批评媒体，在中国庞大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王是一个奇特的人，他的每次公开表态，几乎都成为众矢之的。甚至经常有公开的评论要求教育部撤换他。但他却雷打不动地干了5年，是他那批新闻发言人中做得比较久的一个。
这五年中，他不断和个别媒体和评论人开战，“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等等，都是媒体对其发言进行的概括。而王几乎每骂必还。
有媒体记者戏称，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经常成为“新闻当事人”，成功还是失败？而他的同行则评论他为“敢说实话的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新闻发言人。
7月27日，中央某单位新闻发言人和本报记者谈起了王旭明，她很钦佩王的勇气，王在北京新闻发言人圈子中，获得的评价很高。为什么同行和公众对他的判断截然相反？
7月17日深夜，在广州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王旭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
南方周末：7月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名为《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回应？
王旭明：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有些媒体关于教育的报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是无中生有，或者说断章取义。那篇文章如果不是编辑对我的原文作了改动，火药味会更浓。我原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说这种无中生有和断章取义是一个不完美社会当中的伴生物。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完美，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相信断章取义和无中生有断没有好下场”（笑）。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教育部不支持设立中华母亲节”，网上都在炒这个新闻。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作此表态。再比如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希望媒体能够及时准确地报道我的话，不要断章取义。马上我就看到一家著名报纸发表评论：“王旭明要求公众不要对他的理论断章取义，这是对公众监督权的蔑视”。而我通篇文章没有提过“公众”两字。
我确实没有权力要求公众不断章取义，但是我能要求媒体不断章取义。因为媒体是文化人啦，媒体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有高文化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媒体在断我的章取我的义，公然把我的“媒体”换成了“公众”，有时候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说：无奈。
南方周末：你认为媒体应该宣传国家政策，你觉得媒体必须听政府的话？
王旭明：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那么我认为我们这个媒体，为国家说话，为纳税人说话，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和西方的媒体形势并不一样，我们不是私人老板办的媒体，这个资本家办的媒体代表的是集团的利益，那我们这个媒体自然应该代表国家的利益。
我认为，媒体应该全面准确、及时有效地去宣传国家政策。几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包括在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媒体的座谈会上），我就反复宣讲这个观点。虽然我遭到了误解或不被理解，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我的观点渐渐被宣传部门所认可。最近几个月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很多中央媒体，每周一都有一个《政策解读》的栏目出现，虽然这个栏目我还觉得非常得刻板，不够生动活泼，但起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认为媒体应该大大增加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南方周末：教育、医疗、住房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公众的这种情绪，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人说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情绪的发泄对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如果从公众发泄情绪对象这个角度讲，有某种合理成分。换一种更圆满或者更准确完整的话呢，我觉得是人民群众这几年确实对教育格外关注。人们在衣食无忧、在生活基本保障满足的时候，不断提高对教育的需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当前人们对教育最大的矛盾就是优质教育的不足、良好教育资源的不足和人们对良好教育渴求之间的巨大矛盾，那么在这个矛盾当中呢，有这种不满或者那种不满，自然是很必然的。
如果说我是这种不满或者这种什么的出气筒或者发泄对象，那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你的父母、爱人、亲戚、朋友是从哪些渠道了解你的情况？以你为骄傲，还是经常为你担心？
王旭明：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攻击我的文章，在一本著名的杂志上，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担任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而且至今还在当，我们不仅要问责于王旭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问责于他所供职的部门的人事部门”。
我觉得这个指责太严重了。我们很高级的干部出了问题也很少出现这种评论，居然王旭明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就要问责于他的人事部门了。我觉得这确实对我影响很大。这样的批评有点“文革”遗风，这也说明这种腐朽、陈旧、不合时宜的观念有多么得牢固。
包括我父母、爱人、亲戚、朋友，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少说点吧，你还能干下去吗？”甚至有人问“听说部里已经处理你啦”这样的电话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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