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三湘都市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在《广东工报》的失落在延续，2007年的老家之旅（因为时间太短暂，我宁愿称之为到此一游）是我的滑铁卢。

　　2006年底，接到老友朱德付的电话，他说，《三湘都市报》的老总杨山青托我请你去长沙帮他。因为，他从2006年竞聘上岗后，自主权较大，可以高薪引进人才。他说，你在工报里瞎混很快会边缘化的，还是进入主流报社来会好一些。知我者，德付也。我正想走，机会就送上门来了。

　　2006年12月，我驱车从广州到长沙，与杨总、德付见了一面，感觉不错。杨希望我尽快到位，2007年1月，我办完辞职手续，匆匆而别。

　　愿意到长沙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为湘人，却没有在老家生活过。这是一个机会，我很想了解一下家乡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同时，东（上海）、西（重庆）、南（广州）、北（北京）都生活工作过，就差中部城市了。去长沙正好圆满了。

　　应该说，杨总高薪请我去是顶着许多压力和冒着风险的。因为之前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从来没有从外面聘过高管人员。只有向外输送人才。记得主管人力资源部的集团副总对我说：你的收入比社长总编还多。意思我明白，报社历史上没有过，别人都盯着你，你要好自为之。中国的事就怕万众瞩目。所谓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收入普遍偏低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我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

　　但我还是失败了。我想方设法改造这支很烂的队伍，希望提升其凝聚力与战斗力，包括调整组织结构、健全制度、军训、培训、增加新人、提高收入，等等，能用的各种手段都尝试了，作用有限，效果甚微。由于长年的人事更替，走了许多优秀的同志，由于政策不稳定，遗留了太多的烂账，谁都说不清楚；内部旧的矛盾大量存在，新的团队进入，又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湖南人的天性是个个都想当将军，不轻易服人；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意识，喜欢孙悟空无法无天；每人都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如泥牛如海，难有作为。

　　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集团成立发行公司，没本事挖其他报社的发行人才，整天挖自己人的墙角。而且，做法极其霸蛮，不与《三湘都市报》编委会沟通，直接打电话挖人。弱小的三湘发行队伍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队伍人心惶惶，无所事事。6月份开始，业绩一落千丈。我们竟然投诉无门。因为高层意见不统一，下面无所适从。我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我知道，这种状态逼着我要离开了。

　　正好6月17日去东莞日报社讲课，陆社长告知正申请一个都市报的刊号，希望我去操盘。后来，经过几次接触了解，双方感觉非常好。而且，经过几年的流浪，我已经疲惫了。来东莞可以进入体制内，对我有吸引力。从事业的角度来说，我感到纸媒下一轮的亮点是地市报的改革发展。《东莞日报》本身的改革就很有标杆意义。地市报办的都市报如何经营，很值得探讨。而且东莞富可敌省，上千万人的城市，不缺钱，也不缺市场。在这里主持一张新都市报的创办，确实太有诱惑力了。何况，陆社长是想干事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报社形成了很好的文化，也引进了一批人才。整个报社欣欣向荣，适于创业。

　　9月12日，我向杨总提出辞职。习惯了半夜上班（我很不习惯）的他，生就一张青灰的脸，为了《三湘都市报》，他可谓劳心劳力，死马当活马医。他说：“如果你有好去处，我同意。如果只是离开，没定地方，还不如待在这里。”他是重情义，可以永远做朋友的人。我告诉他东莞日报社的情况及我去主持新报纸的情况，他赞成我的选择。

　　离开湖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湖南人窝里斗太厉害了。湖南人在老家是一条虫，走出湖南才能成为一条龙。

　　虽然，在长沙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但我们从来没放弃过努力，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如我们与邮局签订排他协议，在报刊亭固定位置贴导读海报，效果很好。导读亮相后，我们的零售量上升明显。导读等于户外广告，它不仅导内容，还可以进行活动预告与刊登招聘广告等等。后来我们招聘发行员，发现导读效果好于报纸。在长沙，我们与慈善协会合作，进行各种募捐促销活动，比较成功。我们进行小记者俱乐部的经营，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等等。

　　偶有甜蜜的回忆，但更多的是痛苦。

　　每当痛苦来临，我会想：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会想毛主席的一句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会想起一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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