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重庆商报》

　　现任《重庆商报》社长的郭汉江先生的热情相邀是我入渝的主要原因。本人性格中有重情义的因素，怕别人看得起，怕别人对你太好。当然，与郭老板几个手下接触感觉很好，看得出《重庆商报》的报业文化不错。《重庆商报》的体制也先进，当时已经成立了汇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报纸的经营都装进去了。而且，一直在探索股份制改造。他说，你赶紧来，晚了就没有股份了。想当年，《京华时报》的总经理也是以股份忽悠我们进京的，后来报纸发展太快了，公司股份制的架构还未设计好，报纸就起来了，再后来就没人敢提股份了，因为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如果报纸未出，股份公司就成立，我们创办《京华时报》真可以一劳永逸了。咳！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郭老板迫不及待找我的背景是《华商报》投资的《重庆时报》将在年底推出，他们来势汹汹，重金投入，且请来职业报人柳祖源操盘。《华商报》在东北有成功的扩张经验，此举势在必得。当时，郭老板的队伍，广告特别强，发行次之，采编最弱。《重庆商报》产品基础薄弱，靠广告拉动发展的模式是本末倒置的不正常发展模式。由此造成广告版值低，卖不上价，广告任意侵占报纸黄金版面，破坏报纸品相，形成恶性循环。郭急于引进一批人才弥补其短板，以便与对手抗衡。

　　当时的《京华时报》由于发展太快，成功病开始显现。如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等等，整个团队氛围并不好。我不是善于斗争的人，也不是忍气吞声的人。我感到当时的新任领导对我并没有足够的信任，虽然他是个好人（辞职后的补偿到位，从不为难我们，真正感受到人走茶不凉），但周围小人太多，影响其判断。我是不愿意在缺乏信任的环境里苟且生存的。自然，开始萌生退意。当时，有几家报社找上门。如秦朔请我去《第一财经日报》，我到上海甚至谈好了价码。又如北京筹备创刊的《竞报》也找我，等等。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重庆，因为郭老板太有诚意了。

　　得知我欲去《重庆商报》，柳祖源拉我与《华商报》掌门人见面，希望我去他们那里。我说，既然已经先答应了郭老板，不宜再变，否则在江湖上就没法混了。

　　郭老板与我以前接触的领导不同，他是做企业出身，非常重视制度建设，非常强调靠数据说话。特别是他倡导的企业文化：军队、学校、家庭，我很欣赏。

　　郭老板自己很低调，但他希望自己的副手高调，多宣传，多炒做，多出名。这与许多“一哥”不同。

　　在重庆，我无亲无故，但团队氛围好，重庆人很好打交道，从不觉得孤独。同时老板给予我足够的信任，几乎每求必应。这是一个不错的平台，使我远离北京的复杂，心情格外放松。在这里，我心无旁骛甩开膀子鼓足干劲大干快上；在这里，我尝试对旧队伍的改造；在这里，我们试验一个个创新举措，如模特卖报等等；在这里，我摸索对专刊的定位与管理；在这里，我探讨采编考评体系的建立与操作。总之，《重庆商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我发挥，我试验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

　　我的离开也属正常。《重庆商报》与拥有《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的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合并。昔日的对手变成了“兄弟伙”。失去了竞争的市场对于我们这些职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养老，我何必跑到山城来？加上此时碰上《上海证券报》的呼唤，我正好向郭老板请辞。

　　有趣的是与我一起离开的还有总经理助理郭登礼，他原来是《华西都市报》负责汽车广告的，几乎和我同时被挖到重庆，现在又不约而同离开。

　　对于郭老板和商报团队我感到愧疚。他们待我太好了，我其实在山城很充实。我很喜欢重庆人，喜欢重庆的码头文化。在这里，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

　　上海：《上海证券报》

　　上海之行是场误会。我以为《上海证券报》可以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可以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看齐。我错了，《上海证券报》实际上是证监会的机关报，内容上的变革有局限。它也没有改革的动力，靠上市公司的有偿信息披露，每年稳收两个亿，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要变？加上新华社保守的管理体系，也不适宜改革。我的一些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

　　上海之行最大的亮点是机场发行创新。我们与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在机场成立发行站，使自己的员工进入候机楼与机桥，针对飞往北京、广州、深圳的航班进行精准投放，效果不错。而其他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上海证券报》的内部氛围很不好：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同事之间互相猜忌，互相防备，互相排斥，互不信任。

　　不管如何，我还是要感谢关文总编辑。他提供了一个让我了解专业财经报纸，了解大上海的平台，开卷有益。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他对工作的认真细致，他用人用到极致。但我最不适应其变化多端，他也不是那种用人不疑的人。

　　离开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太太、女儿对上海生活的极度不适应不习惯。女儿甚至患上重病。作为父亲，我觉得下半辈子是为女儿活着的。她不喜欢上海，我也只好撤。

　　广州：《广东工报》

　　2006年6月，我从上海回来，马上就任《广东工报》的社长。当时，《广东工报》进行体制改革。我的朋友的公司与其合作，他希望我助其一臂之力。我正好想在广州找一个落脚点，就答应了。同时，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对外也接了一些活儿，弥补家用。

　　《广东工报》属于广东省总工会主管主办的报纸。全国省级工会以上都有自己的工会报，老大就是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这类报纸主要靠工会系统的订阅报款和一年一度的劳模特刊养家糊口。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我对于工会报的改革开始充满挑战的欲望。我们想采取最讨巧的方式，将一周三期（每期16版）的报纸拿出一期做《网事周刊》，从浩如烟海的网上世界整合价值信息，实际上等于网络文摘报。五花八门的文摘报在报摊上走俏，凭我们的水平应该不比别人差，何况有网络文摘的时髦概念。当然，文摘报不需要原创不需要采访，比较节省成本，是更重要的考量。我们想等《网事周刊》成功后，再上消费周刊，人物周刊等等。同时，我们天真地以为工会有福利团购的庞大资源，通过组织一些货源进行直销也是我们经营的优势（后来发现此资源也有限）。

　　24版的《网事周刊》在2006年8月上旬出街，反响还可以。从内容上来说，还是挺好看的。此举甚至领导了传媒的网摘版热，《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等纷纷开辟网络文摘版。后来，国内许多媒体也开始效仿南方的报纸做网摘版。但是我们要迅速占领市场必须花大钱进行前期的推广与宣传，公司不愿意。不过，《网事周刊》对下半年的《南方工报》的大收订还是有很大拉动的，比前年增长了1万份。全国的工会报发行多为两三万份，超过4万份的凤毛麟角。《广东工报》在2006年大收订算是丰收年。

　　玩惯了大制作，我是不可能再小打小闹的。我又想走了。当时，我还客串了《市民》杂志的总经理（2个月），“谭军波工作室”也接了一点生意做。那半年我还是很忙的。

　　在此期间，我思考“工、青、妇”报纸的生存问题。国家虽然整治报刊的力度很大，砍掉了许多政府部门所办的报纸。但允许省级以上的工会、共青团、妇联保存自己的报刊。我们发现妇联的报刊普遍生存得不错（如《家庭》、《知音》、《女友》、《今日女报》等），而工会、共青团的报纸举步维艰。稍微好一点的都是改成都市报的。如共青团系统的《北京青年报》、上海《青年报》，上海总工会的《劳动报》等等。这是内容决定的，妇联的报刊内容涉及的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具有宽泛性与普适性，谁都有感情烦恼，谁都有家庭问题，内容本身就有先天的亲和力；而工会的报纸内容就缺乏独特性，说维权吧，工会报还比不上省党报和都市报，工会内部的工作总结更是没人看的；青年报同样遇到内容的定位问题，其内容缺乏特异性，就很难讨好市场。这些报纸要走市场，要不走综合性都市报路线，要不走专业化路线，为有特定兴趣爱好的群体办报。工会干部与青年干部不能算有相同兴趣的群体，不可能针对他们办报。

　　我认为工会根本没必要办报，他们的工作经验总结可以放在省报上发的。这类报纸应该归并到大的报业集团。

　　《广东工报》的半年是我不太愿意提起的职业经历，因为很傻很无奈。

　　我从不避讳我的失败，我一向认为成功使人骄傲，失败使人进步。失败往往可以让人警醒与反思更多的东西，更有利于吸取教训，有益于成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处世哲学是：“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之旅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我是幸运的，既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的案例谁也否定不了。而且我是非常努力的人。我的失败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从客观环境与综合因素去考量。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如此。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要把握好自己，自强不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不管成功与失败，尽力最关键。虽然，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我主动辞职，等于炒老板“鱿鱼”，但我与他们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为我在那里都很努力，我的走情有可原，好和好散，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给他们添麻烦。我觉得走江湖口碑太重要了。我认为与人为善是有力量的。不要以为靠坑蒙拐骗耍小聪明就可以得益，那只能得一时而不能得一世。我还以为吃点亏不要紧，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所以古人说：吃亏是福。我的运气那么好，总有人赏口饭吃，是不是与我为人有关系呢？我想那是肯定的。我经常拿我经历来教育与我共事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做事先做人。

　　我相信2006年下半年，对于《广东工报》来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跟着我打拼的那批人来说还是非常难忘的，我们毕竟在为一个理想兴奋过，憧憬过，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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