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报道的理解

　　主持人：2001年《经济观察报》创建，同时期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建，《中国经济报》也改版，这就是中国的经济类三大报，不知道这是否应该算作第二次的经济新闻革命？

　　何力：我最近也在和一个朋友一起工作，想回顾一下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6年，机缘巧合，我总是强调有大的背景和环境，我相信中国新闻的成长和变化，特别是中国商业和经济新闻的成长和变化，如果因为历史进行阶段划分都是人为的，人习惯赋予它一些意义或者给它一些标杆，其实2000年和2001年，1999年和2000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我们看来就是两个世纪，一个是20世纪一个是21世纪，我觉得这样的好处当然是便于我们去思考问题或者去观察问题，如果这样说的话，我确实认为进入到2000年，特别是2001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到21世纪以后这五六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和90年代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同的台阶。

　　这个台阶或者说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我认为是成就所谓这一类商业媒体的成长。

　　第一重要的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经济观察报》也好、《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在过去六年的进步和成长可能都谈不上，他们可能更贴近或者更努力地记录了这六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变化。

　　因为我最近花了一点时间来看包括《经济观察报》从2001年到06年底差不多将近五年半、六年时间的报道，我觉得好的新闻，叫所谓的“脉搏”，你通过看了这么一个报道，你就能够透过这个感受到社会的变迁。

　　我在想，好的新闻应该是五十年或者六十年以后，我们翻一翻过去的报纸，后人就能够看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是这样的面貌，就跟我们今天去翻一翻五十年代，过去的中国青年报，你就能够透过那些文字、标题和画面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整个的社会面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商业新闻和财经新闻的报道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过程中，这些报纸，其实还有很多报纸，不仅仅是这几张报纸，还有很多杂志，包括财经杂志，包括中国企业家杂志，他们其实都共同参与了过去这五六年的变革，在各自的领域上，有趣的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风格和侧重，于是才会有一个百花争鸣的局面。

　　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很好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确实是各有侧重而且各有特点，而且仔细一研究你就会发现有趣的一点是，他们这些媒体在过去几年中报道中国经济新闻的特点，都或多或少的有这些媒体领导人身上的性格。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经济观察报》的媒体领导人，我们这个集体平均年龄就比《21世纪经济报道》要大，虽然不能绝对地说，但一般而言，是不是大的人就会更理性一点？年轻人就会更有冲劲，或者说更有魄力？

　　所以你能看到领导人自身的特点在媒体上，包括财经杂志的很多特点也深深烙上了领导人个人的偏好和个性。另外，《经济观察报》过去领导集体组成的人员相对来讲都比较温和，都比较爱思考问题，喜欢用商讨的办法，看看怎么能做得更好，我觉得这跟他们的性格、人生经历、过去对媒体的认识有关，所以无论是什么媒体在过去几年中的情形有各种因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归根到底还是时势造英雄，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没有放到那个背景中去，有一本书，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你就会看到一个人在社会大潮中显得……（摇头笑），即使他再有功力可能也很苍白，但也许他没什么本事，但他正赶上了这个大潮，也许能做什么事情。

　　主持人：您这一代正好是有本事，也赶上了这个好时机。赶上了好时机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财经报道的情况陷入了一个瓶颈，没有一个新的媒体能够改变这三家垄断报纸方面的局面，即使在第一财经日报出来之后，他们好象仍然没有改变目前经济类报纸竞争的局面。

　　何力：你指的是市场规模上还是报道内容上？可能两方面都有，那我们就分开来讲。

　　如果一说商业报道，或者说财经新闻，大家很容易想到美国，美国有华尔街日报，剩下的可能还有，但是跟华尔街日报之间不是一点半点的差距，是这样一个格局。

　　在中国，商业媒体很多，经济类的报纸、杂志都有很多，每一个单体，规模都不是很大，如果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讲都是小公司，和网易没法儿比。真的，从经济规模和经济收入来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看一看中国的其他行业你就会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汽车制造，美国就两家，通用、福特，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有很多家，也很分散，似乎有的还活着，虽然有困难的，有不困难的，但总得来讲也是有很多家，实际上这就涉及到所谓的体制结构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从市场效率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市场有过多分散的资源是不经济的，本来一件事儿，一个新闻有两个媒体去可能就能充分地报道。

　　一个显然不好，就没竞争了。有两三个，但如果有八个二十个？从社会资源的分配来讲是一个浪费，应该要实现整合，实现资源互补，这是道理，但现在这个道理之所以还没有变成现实，显然是跟我们这样一个制度安排有关。

　　比如说我们的报纸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它本身还不能够具有企业这样的性质。我想实际上这是整个一个体制变革的市场，事业单位这个词好象也只有中国有。你到底是企业法人还是非政府组织？反正应该是这样一个划分方法。

　　我想随着改革不断的深入，当体制上的因素逐渐变弱或者消失之后，接下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就会强大，就会通过收购、兼并、重组，最终可能会有几家领先，或者联合，变成这种局面。我想在未来十年或更远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第二种就内容生产本身来讲，我同意你的说法，过去没有商业新闻，经过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闻工作者的努力，92年中国才有证券市场，随着市场的发展，慢慢有了商业和财经的报道，进入21世纪以后，加入WTO，更多的媒体开始在新闻的报道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其实看我们今天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和十年前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实际上他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如何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所谓的发展瓶颈。

　　很巧的是在前天上午，我碰到了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秦朔，我们在一起开座谈会，秦朔在这个座谈会上始终非常关注和讲到的一点，我们现在中国从事商业经济报道的记者，他们的整体水平、素质、职业道德要求和专业水平要求，培训训练和发达的市场化国家的从业者之间的差距，是他感觉很强烈的一点。

　　其实也是我感觉很强烈的一点，因为最核心的是这些一线的新闻从业者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如果说过去五年我们的商业新闻报道，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一方面是媒体工作者也试图学习一些市场化国家的好的报道技术和方法，现在看来，如果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容易学的差不多都学到了一些，表面的形式也都学了一些，再往下来就是真刀真枪，这是最要劲的，或者说最见功力的，就是你的基础知识。

　　你的新闻一线记者究竟懂不懂商业，你的采访报道能不能平衡消息来源？你有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你能不能了解公司的结构以及资源、方方面面，这一下就看到差距很大了。而且我说，人们学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总是先学那些比较容易的，先学那些效果彰显的，这个阶段一旦完成，再往下走，我相信很多商业和财经媒体的领导人都会意识到“队伍不好带”（笑），或者说这样一支队伍的培养和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将来要能够放到全球化商业新闻博弈这么一个角度去看中国商业新闻和财经报道的记者差距那实在是差得太远，而且这个过程我相信就不是一两年、三四年能完成的过程。

　　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谁现在花更多的力量在这方面，真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从长远来讲他就能够获得比较持续的竞争力。

　　主持人：可能投资人也不会同意让他这么长时间来做吧？

　　何力：这就是博弈了。一个是放在眼前的钱，一个是明天的钱，两个风险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回报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就要选择。当然基金经理可能会说，我都要，一样来一点儿。

　　主持人：对，都要拿嘛，眼前的钱是所谓的资本力量必须要拿到的，将来再说将来。

　　何力：所以这里面就会出现合理的和好的领导人，以及好的媒体和伟大的媒体的差距。

　　我们称之为有的人是伟大的人，比如说巴菲特是伟大的投资者，那就是说他一定是摆脱了我们这样简单的技术层面，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伟大的人总有一些在常人看来风险太大或不合常理的事情。但他们做了，他们最终所获得的回报和成功也都在我们这些常人之上。那就看谁有眼光，或者说谁能真正由一个“好报纸”最后成为一个“伟大的报纸”，或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媒体。我们要看。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

　　主持人：这里面也是中国媒体界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媒体人越来越年轻，而且这个人如果干了三年之后他就要往上走一个台阶，如果没有走的话，那OK，他就会走人。报社也会这样想，这个人年纪大了，30岁了，干不了记者了，跑不动了，我也不能给他这个工资了，只希望用一千五的底薪雇他，剩下的要靠他写稿子。

　　何力：真是这样。我去年在《经济观察报》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做过一个培训项目，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我们参加培训项目的记者就围着一个老记者，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在那个报纸里大概工作了五十多年，所有人都站在他身边跟他合影。

　　那个场面我现在一闭眼还能想得起来，当时他们就在讲，中国怎么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为一个媒体服务五十年，到七十岁还在做记者。也许吧，也许五十年以后会有吧。

　　主持人：对，但是一般都会成为您这样，做到老总了。在中国可能做十年没有升一级的话都很难。

　　何力：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确实太大，每天都在变，到2020年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变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不甘心。既然都在变，那我也要跟着变，等社会变得比较平稳以后也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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