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如表）：

　　年度数量（部集）

　　19788

　　197920

　　1980131

　　1981128

　　1982227

　　1983428

　　1984740

　　19851300

　　19861400

　　19871500

　　总计5875

　　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了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或者“反思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冲突的“改革电视剧”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蹉跎岁月》（1982）、《今夜有暴风雪》（1984）等电视剧叙述了在专制年代青年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苦难，《新闻启示录》（1985）、《新星》（1986）等则表达了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力量与旧有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除这些具有明显政治反省和现实批判特色的电视剧以外，几部根据中国古典和现代经典文学名作改编的电视剧和历史剧的出现，如《四世同堂》（1985）、《红楼梦》（1986）、《努尔哈赤》（1986）、《西游记》（1987）等则为中国电视剧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这些电视剧充分利用了文学资源，探索了电视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方式，直接推动了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发展。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1979年底，日本儿童电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不久，具有明显娱乐倾向的美国电视节目如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惊险动作剧《加里森敢死队》等也相继在中国播出，这些节目为过去主要只观看单集电视剧的中国观众展示了“连续剧”的魅力，而且也展示了以情节的曲折、人物的生动、故事的离奇为特色的通俗电视情节剧的娱乐魅力。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对于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来说，他们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了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与这种电视剧的大众化趋势相一致，1982年以后，在各地方电视台、特别是市县电视台的屏幕上陆续出现了许多以武打场面、善恶冲突、戏剧性情节、大团圆结局、道德寓言为特点的武打样式的娱乐性电视剧。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类型电视剧的制作条件和创作经验，制作单位也缺乏职业素质以及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道德舆论，许多电视剧不仅制作粗糙、故事混乱，而且缺乏必要的道德控制和公共意识，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宣泄，受到了来自政府、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观众的批评和指责，中国电视剧的通俗化处在一种无序状态。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在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党和政府声音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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