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正逐步减少，法律的监督也在逐步完善，迫在眉睫的是如何让媒体监督权真正落地

　　对于山西“记者村”事件，新闻出版部门反应迅速。据新华社报道，消息一出，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已派出调查小组赴当地调查核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山西“记者村”事件中复杂的利益纠葛，恐非一次“监管取缔”可以解决。正如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的分析——山西“记者村”的存在，盖因“一些单位因自身存在问题害怕被曝光，为假记者行骗、长期横行提供了条件”。换言之，是真监督的缺位导致了假记者的横行。

　　一个人、一个机构甚或一地政府，害怕自身问题被曝光不奇怪，勇于自揭家丑的毕竟是极少数。奇怪的是，有的地方和部门非但能自我保持沉默，还能封住外界的口，把问题与破绽捂得牢牢的。

　　山西“记者村”处于小煤矿集中之地，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而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取缔的非法小煤窑为何总会死灰复燃？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关停并转的小煤矿为何难被整治？皆是利益使然。小煤矿矿主们要的是暴利，有的人要的是税利，利与利结盟，真监督自然缺位。轰动一时的“黑砖窑”事件，即是监督缺位的典型案例。

　　那么，在行政与司法监督之外的媒体监督呢？

　　多数情况下，媒体对本地负面新闻报道往往有所顾忌。行政权力不仅掌握公共信息内容，也影响着公共信息的披露。一事当前，报还是不报，媒体往往面临双重选择，因此也就有了寻租的空间。拿山西非法小煤窑来说，媒体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锲而不舍追问真相。假记者们敏锐地捕捉到其间“商机”，只要有报与不报的压力存在，就有假记者的立足之本，就有可能从独立的、小范围的假记者，发展成各有地盘的“记者村”群落。

　　要清理假记者，得让真监督归位。说到底是让行政、司法和媒体的监督权能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相互监督，互为支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与干预正逐步减少，司法的监督也在逐步完善，迫在眉睫的是如何让媒体监督权能更加落地有声。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在谈及假记者横行的原因时还表示：一方面要规范记者的采访活动，一方面也要保障记者的合法采访权益，总体目标是要满足群众对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政府应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发挥积极、公开、透明的作用。当有一天，公布真相成为媒体自觉，新闻的灰色地带将随之消失，“记者村”和假记者们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