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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别忘了时代的责任
作者:虞宝竹     来源:中华新闻报     更新时间:2007-6-22 10:39:36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作者、出版者专访

  4月,一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记者艾丰的书走进各大新华书店,在媒体人士的许多会议上,这本书成为人们议论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这本书中的主角已经从新闻岗位上退下5年了,但他留下的许多话题仍是新闻工作者每天面临的问题。《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是这本书的书名,“一个记者能走多远”,也是记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有幸与书的作者成思行和书的策划编辑方希会面的短暂时间里,他们的谈话,为这本书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御用文人”的注释

  “听说你用了7年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听说这本书的书名最初准备叫《想总理想的事情》?”

  面对记者的提问,成思行,这位毕业于人民大学的青年博士沉思了一会后作了解释: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确实曾考虑用“想总理想的事情”作书名,这是这本书的“诗眼”,只是因为这句话念起来有点拗口,出版社才选用了现在的书名。写这本传记,目的在于倡导一种负责任的大人生,倡导以建设的姿态直面人生。在艾丰评传的后记中,我用了这样两句话:“思想,是一切思想者的自由;责任,是真正思想家的追求。”思想的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任何强权也无以剥夺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思想是有责任的。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中,将二战的责任追诉到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思想,提出“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在东方和西方,都得到广泛的认同。至于思想家对社会变革之积极意义,则史不绝书,不证自明。思想家之尽责,首先是对给予其思想能力的生身大地尽责;尽责之最佳途径,莫过于通过公共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付诸实现。有些人称艾丰为“御用文人”。现在学界似乎有一种怪现象,就是谁与公共权力合作越多,谁的主张转化为实际成果越多,谁就越要被称作“御用”。具这种思维和话语的,不外乎这样三种人:一种人,从来不肯花苦心真正研究一些有利于苍生黎民的学问,从来以公共权力的反对派自居,以示特立独行,借以哗众取宠;一种人,读了几本洋书又食洋不化,只知寻章摘句而不知实际为何物,但是极喜欢挟洋教授名头而以师尊自居;一种人,极想得公共权力的青眼,但又害怕负任何实际责任,于是冷眼看一切人和事,习惯风言风语于他人。这些人大概可分别称为反对派、洋书派和冷眼派,都是为我所鄙薄的。须知,破坏和嘲讽远比建设容易。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艾丰的作为,与“脊梁”是十分相同的。

  忠诚、执著、结实的社会责任

  “那么,作为出版者,你们认为《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在众多的学者传记中有何特点?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该书的策划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方希从感性的角度向记者坦承了一个编者的心路:

  拿到《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书稿,一开始吸引我的并不是艾丰的名声,而是书稿中触目的一些文字,比如“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丢人现眼。――网友”等。为知名人物做传,多提正面,少提或者不提争议和负面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定势,虽然说这句话的人未必是什么一言九鼎的人物,不过敢于把这些对艾丰质疑,甚至把贬损的信息放在书里,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作者并未仰视艾丰,而仰视的写法在国内诸多传记中几乎已是沉疴痼疾;第二,艾丰很有个性。一般传记没有被写者的配合很难完成彻底,艾丰允许这样的信息出现,个性彰显。

  图书必须考虑市场,我没有设想这本书会是销售10万、20万本的畅销书,虽然它具有比某些畅销书更大的价值。兰登书屋的开创者曾经说过,一个只想着出畅销书的出版社结果一定是从市场上消失,畅销书带来的利润应该给我们提供更大的余地去出版有社会价值的图书。我深以为是。我觉得也许记者、知识分子和在职业生涯中有困惑的职场新鲜人读这本书都会有所收获,通过这本书认识一个可爱可敬的前辈,涵养智慧,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去了解中国经济变化最为深刻的过去20年,会是阅读这本书最“功利”的目的和享受吧。

  以建设的姿态直面人生

  “方希编辑的话,解释了出版这本书的初衷,也可以看成是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成思行,作为作者,你怎么看待艾丰其人其事的时代意义?”

  成思行这样回答:

  作为一位差不多晚艾丰两辈人的后学者,我觉得艾丰对正在成长着的我们这一代,至少有3条,是值得很好的研究和继承的:

  一是大的胸怀。艾丰常说的话,就是“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范敬宜先生对此有这样一番评价:“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他经常强调的是:大思路、大眼光、大手笔,经常写出的也是可以引起高层重视、中层关注、基层爱读,甚至能够起到影响决策作用的“大文章”。

  二是锐的表达。艾丰是一个偏于张扬不善隐蔽、喜欢进攻不懂防守的人。他说,研究了问题,看出了问题,不大声说出去,是太自私了!艾丰习惯的是直接尖锐正面的表达方式。艾丰在59岁生日的时候有过一篇咏怀:“人生甲子匆匆过,苦辣酸甜炼童心。喜怒哀乐皆缘事,最最宝贵是真情。”我认为,“童心”一词极好地表达了艾丰的个性特征。

  三是韧的战斗。艾丰韧的战斗,除了表现在上面谈到的克服种种不利于成为思想家的环境因素上,还表现在与恶的势力有勇有谋的斗争上。上世纪90年代,艾丰担任“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指挥数十家中央媒体,重创十分猖獗的假冒伪劣。其稳准狠的策划和实施水准,仍为今天的职业策划家所膜拜。艾丰的韧,还表现在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定信心和执著推广上。

  当然,艾丰还远远称不上完美,几十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风雨褒贬始终交织其身。但艾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和思想家,则得到公认。有一句话,在艾丰传记的语境中不好直接说,今天我要借这个场合说出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愿以这些话与我的读者共勉。

  与作者和出版者的交流,让记者更加感到了书的厚重。更让记者感到气息逼人的是作者、出版者与艾丰一起带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这是记者也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地方。(虞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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