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与触动

　　对于美国连篇累牍的抨击，最先感到不安的不是盖茨，反而是他的父亲。比尔的父亲老盖茨在当地算得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师，他的母亲玛丽在西雅图地区也曾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社会活动家，对慈善事业一向相当投入。

　　但在盖茨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回馈社会的方式，微软公司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活跃，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的贡献？但社会对他的需求不只于此，每天都有无数的求助信、请求信雪片般飞来。

　　可是直到一年后，一篇媒体的报道才让盖茨“痛下”慈善的决心。1998年，正在盖茨面临微软官司，并陷入心灵煎熬时，《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使他们夫妇受到深深触动。这篇文章运用数字和图表，勾勒出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在收入、健康保健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文章说，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只有10％的保健资源。

　　这篇文章再次唤起了盖茨夫妇1993年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梅琳达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

　　夫妇俩先是把文章寄给老盖茨，之后又去找他细细商量。比尔激动地对父亲说：“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事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请求老盖茨帮助自己学习和掌握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从此，威廉·盖茨基金会的重点，开始转向卫生保健领域。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开始大笔捐赠“挥金如土”了。

　　变化与满足

　　当初老盖茨一再催促盖茨履行一个公民回馈社会的“义务”，还为之焦虑不已。盖茨后来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他和所有人的想像。其实，人们还忽略了一个细节，在1997年，盖茨和梅琳达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公共图书馆使更多人有机会使用科技资源。1999年，盖茨图书馆基金会更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随着名字的改变，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变化，由资助公共图书馆转变为资助家庭困难和少数族裔的学生，让他们有上学的机会。

　　盖茨的慈善义举就如同他的财富一样节节攀升。是年8月，老盖茨向外界披露了一个惊天消息。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宣布，盖茨计划捐出他按照当时的计算所拥有的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只留给他的孩子每人1000万美元，捐款主要用来帮助那些遭受艾滋病和疟疾困扰的病人。

　　第二年，威廉·盖茨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成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重点也合并在一起，致力于扩大以下四个方面的权益：全球卫生保健、教育、图书馆公用计算设备以及给予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弱势儿童和家庭的支持。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刚开始是在老盖茨的住所地下室办公，后来搬进位于西雅图的一座两层小楼，共有工作人员216人，包括儿童健康顾问、公众健康管理专家、律师、财务人员等。据说盖茨平均每周都会抽出10小时忙基金会的事情。

　　为了用好基金，盖茨甚至快成为半个医疗问题专家了。他在巴西度假期间，还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分子生物学家詹姆士·沃森的《基因分子生物学》一书。盖茨透露：“生物学使我们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病魔。我目前就在阅读一些关于肺结核和艾滋病的书籍。我很喜欢普通生物学，如人的免疫系统什么的，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基金会的工作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援助效果非常显著。盖茨基金会捐助项目实施以来，已使非洲一些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度提高，每个儿童的平均接种费用从不足1美元增加到10美元，成功地挽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盖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两种感受是类似的——‘人们买了多少软件’和‘挽救了多少生命’，都是很漂亮的数字。”

　　在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眼中，盖茨夫妇是一对非常敬业的慈善家。“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纯粹是来学习访问的态度，来了解到底什么回事，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如果盖茨基金会要参与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是一个谦虚学习的态度。”叶雷说，盖茨曾公开跟员工说，他最近几年来感到个人最大的满足，在于投入到提高世界公平性的事业中，他觉得这样很有意义。（本文部分内容源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比尔·盖茨新传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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