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斯坦福大学的交流计划，我有幸获选到一家中国主流媒体实习，了解中国报社的运作过程，也体验了上海的人文气息。这里记下的是我过去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包括对中国媒体界的看法，实地采访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和上海的整体印象。

　　中国媒体界的“红包文化”

　　在上海一家报纸实习，采访时碰到最有趣的不是受访者的侃侃而谈，不是公关的殷勤招待，也不是记者的采访本领，而是活动主办者“捐赠”给记者的“红包报酬”。

　　一般来说，新加坡的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或其他采访活动时，主办单位都会盛情款待媒体，主要目的是要记者“多多报道”。最简单、也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送记者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或文具之类的物品。有的主办单位明白记者每天奔波劳碌，非常辛苦，就在采访现场提供丰富的自助餐。但这样的招待方式，我在中国却很少碰到。

　　第一次在中国采访，是出席上海夏季特殊奥运会的新闻发布会。看到主办单位向到场记者各塞了一个信封，没有一个记者推辞，领了信封还须要签名。公关也往我们的口袋硬塞了一个信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有样学样，收了信封签了名。在现场忙着采访，也就没有多加理会这个信封。回到报社写完稿后，信封的封口没黏住，打开一看，里头装的竟是2张100元的钞票。后来才从同事那里得知，这就是所谓的“红包”。

　　之后，出席采访活动，每次采访后会收到一个信封，两个月下来，我收到的“红包酬劳”竟有2000多元之多。

　　这是中国媒体活动中，公关公司和主办单位慷慨“慰劳”媒体记者的最常见做法。给记者的“红包”，一般介于200元至400元，比较慷慨的单位给的“红包”甚至高达1000元。

　　公关公司喜欢称之为“车马费”或“稿费”，而记者则称之为“红包”；对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而言，“红包”更像是贿赂。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给记者支付的“红包”是有标准的，一般是针对交通费用，这也得到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同意。但无可否认，每次200元的车马费，已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打出租车的平均开销。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直接问报社的同事：“收"红包"是贿赂吗？”他也不忌讳地坦然回复：“是的。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被领导发现的话，是要受到纪律处分的。”

　　舆论界就常常针对这个中国媒体界的现象，加以批评和抨击，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腐败的，也会导致报道失实，更反映中国腐败的通病。

　　中国政府也曾经发布条例，禁止记者为有利报道索取财物；许多媒体公司，包括我所在的报纸，也禁止记者收“红包”。

　　但是，“红包”已成为中国媒体界的“惯例”和“潜规则”，更成为许多记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尤其在记者薪水普遍极低的情况下，“红包”现象是腐败，也是无奈。

　　最近中国媒体被假新闻缠身，如何建立公信度，如何确保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如何创造良好的采访环境，关键其实在于记者的尊严和自律。

　　而提高记者的社会地位、关注记者待遇及整治无德记者，或许能扭转中国媒界的这些贪腐现象。

　　同事就认真对我说：“不收车马费的记者不是没有的，我就是其中一个……”

　　看来，中国媒体要做到廉洁不腐败，不是不可能的。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