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柜占据着整整一面墙，印证自己足迹的摄影作品点缀着房间，几盆植物从书桌边、墙角处钻出几抹绿色，小巧的茶具还散发着清茶遗落的淡香……这间办公室绝对算不上精致，但随意间却散发着文人特有的气质。它的主人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黄旭——一个从事出版工作近20年、却总在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个编辑的出版人。

　　像集结号那样守住“阵地”

　　和黄旭的谈话始自一个“无奈”的问题。谈到教育出版目前遇到的困难，黄旭这位福建省内第一利润大社的“舵手”也有说不完的感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两年，社里的教材教辅年码洋可以达到四五亿元，年利润5000多万元；2001年起开始逐年下降，而且下降幅度相当可怕。近两三年，总码洋下降到1亿元左右，主业利润只剩1000多万元。”他说。

　　于是，如何为福建教育社“导航”成了黄旭的第一要务。正如他自己所言，“教育出版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冷静思考。”说到思考，黄旭念念不忘3年前的一次会议。2005年，他带领全社编辑在雁荡山开了整整3天的会，最终提出“一主两翼”的发展思路：即以基础教育教材为重点，各类教师用书、学生读物和适合市场需要的文化学术图书为两翼。在“一主两翼”的思路下，黄旭带领福建教育社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使得该社教材教辅码洋2007年停止下滑且稳步回升。“可以说，在大的背景下，教育出版的下滑是免不了的，但是幅度要控制。”这就是黄旭的观点，理智但不失激情。

　　如今，福建教育社教材教辅发展的“几个比率”可以让黄旭皱起的眉头稍稍舒展了：《小学英语》在全省使用率近70%；地方教材《小学信息技术》、《初中信息技术》覆盖了全省80%以上的学校；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对全省7家出版教辅的出版社专项质量检查中，福建教育社出版的教辅读物合格率达100%。“这一结果体现了我们作为教育社的专业优势。”说到这些成绩，黄旭的脸上露出几分喜悦、几分欣慰。

　　问及在教育出版道路上行走的最大感受，黄旭回答，“不是累，而是艰难。”黄旭说，一方面要一路小跑跟上每年的教材改版，一方面还要应对一些书商及机构组织的不正当竞争，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越是逆境，人越容易学会坚持，“虽然举步维艰，但我们不会放弃教材教辅这一块阵地，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主业，也是我们服务教育的工具。”目前，福建教育社利润的主要支撑点仍然是教材教辅。“我们会像电影《集结号》那样，牢牢守住这块阵地，即使是撤退号吹响了也决不放弃。”黄旭说。

　　先做人后做事最后做书

　　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旭是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他正在为福建教育社出版的《冰心作品选集》做推介。“福建教育社被业内认为是‘冰心出版重镇’、‘鲁迅出版重镇’，我很高兴。”黄旭对人文类图书出版的热情溢于言表。

　　一个以教育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出版人文图书是为了得奖、装点门面，抑或是个人爱好？面对我的提问，黄旭先是笑着说“好尖锐的问题”，继而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这首诗的作者是温家宝总理，这也是黄旭最喜欢的一首诗，甚至喜欢到对温家宝总理阐述的诗外之意也倒背如流：“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黄旭看来，教育出版事业亦是如此。他说，一个心中有“星空”的教育出版人，在关注脚下、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从来就不会忘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关注“百年大计”的教育，关注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黄旭对于未来的人文、社科书出版充满期待。“尽管一般图书往往叫好不叫座，甚至被看做是点缀，但我们要争取实现教材教辅与非教材教辅的利润结构达到6∶4。”他说。因为他始终认为，教育出版既不同于大众出版，也不同于其他专业出版；教育出版既关乎出版，又关乎教育；而无论是出版还是教育，又都关乎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当然，这种追求有时候是很痛苦的。我们常常要在‘五斗米’和文化人的‘清高’之间做抉择。”

　　坚守人文精神也是黄旭“治社”的一种方式。他常说，编辑是一种心中有“星空”的职业，是一种需要用生命去关怀的职业。因此作为一社之长，他要求自己做到“三个到位”：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事，最后才是做书。(记者牛春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