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与《申报》是撰写任何体例的中国新闻史都无法逾越的重要存在，不仅仅在中国，1919年10月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的史公在世界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旗下经营的《申报》和《新闻报》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史量才曾告诫报社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史氏报业得以建立，除了经营策略之外，史公的“人格”对《申报》等报的“报格”有着决定性影响，并同时以自己的人格和报格维护着国格。
1931年，天津报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庸报》新馆落成时，作为该报董事长（1928年起兼任），史量才曾在《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的贺文中阐述了他对新闻家“私德”的理解：“新闻家既为国医，国魂民命系焉，其私德可不重乎？新闻家私德唯何？慈廉忠实而已”。综观史量才的办报生涯，“慈”、“廉”、“忠”、“实”四字诚为其新闻家“私德”观的高度概括，也是这位著名报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小慈”与“大慈”
四字之首的“慈”字，意即对民族命运、国家社稷和百姓生活的关注。从小的方面来讲，史量才对落难的有为志士往往倾其所能，鼎力相助。在得知陶行知从日本潜伏回国后，为了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劳苦大众中去，史量才当即资助了他10万大洋，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共商《申报》改革大计，聘其为《申报》顾问，亲自付其薪水。无独有偶，美术界的一代泰斗刘海粟当年因“模特事件”落难巴黎时直皇妨坎牌肝?ldquo;自由谈”特约通讯员，月致酬金百元，这是当时申报的最高稿酬。
如果说对陶、刘的资助是出于私人间惺惺相惜的“小慈”，那么对百姓民生、社会风气和民族兴亡的关注堪称“大慈”。史量才说过“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①。在创刊二万号大庆时，又说：“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②对于自己从事的新闻事业之重要，他更深有所察：“社会赖舆论以改进，苟稍不力即罪孽也；他若贫民之如何救济，水旱天灾之如何防救，苟不热心倡导，尽力设法，亦即罪孽也。……年来余尝思所以忏悔之，然忏悔之道，念佛非所用，小小善事亦无济，因思想在社会上做些文化建设等事业。”③史量才在《申报》之外还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公益事业：不仅开设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只收取低廉的书学费，为出身贫寒的失学青年、店铺学徒、一般职工提供了学习机会。为使当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的妇女获取新知，史量才还创办了一所“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其后不久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则面向全市无钱买书上学的市民，免费借阅书籍（每人只需交1元押金），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聘请进步青年柳湜、艾思奇和夏征农等做读书指导员，在《申报》上辟出“读者问答”予以呼应。
史量才殉难后，其家属决定继承其遗愿，拨出16万元捐献给学校作奖学金基金，用于补助清寒高中学生升入大学，资助学生出国留学并对有特殊创造者予以奖励。一位学生感动地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④夏征农先生在回忆史量才时认为，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以上种种无疑是史量才“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有志于谋人群幸福”之办报理念的具体践行，体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不仅关注黎民疾苦，史量才还将新闻家喻为“国医”，他说“新闻家国医也，……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併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家们在国运倾危之际应戮力同心，寻找国运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新闻界所承载的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这种超越私情的“大慈”和“大爱”，也是对国家、民族忠诚不渝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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