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传奇》工作室，崔永元接受杨澜专访。

　　这是一次对话，一次让崔永元和杨澜都感到颇有意味的对话。

　　关于“我的长征”心路历程，关于人生和文化的最新思考，杨澜层层追挖，崔永元实话实说。

　　征得崔永元和杨澜的同意，《解放周末》独家发表这次对话的实录，以让读者先睹为快。

　　后来分别的时候，我一个人都没送。我说再见，以后咱们再见面，就觉得好像第二天大家还要一起走

　　一群普通人,用一年的时间走完了70年前红军走过的那条长征路。在路上,他们争吵,他们感动,他们受伤,他们也收获。“我的长征”,是谁的长征？对小崔来说,形式上的自我放逐,是否帮助他这位电视精英完成了精神回归呢?

　　杨澜：“长征”终于走完了，最后大家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心中有些什么样的感慨？

　　崔永元：我当时做了这个准备，因为我这个人感情充沛，动不动就流眼泪，我知道这个分别肯定很难受。我在会宁，就是我们会师的地方，在那里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说，“长征”哪结束了？“长征”刚刚开始。

　　杨澜：一个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

　　崔永元：因为我们走在路上的8个多月的“长征”，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生的“长征”、生活的“长征”，都刚刚开始起步，实际上我在心里就想确实是这么回事，要不然真有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了。其实我们还差十几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不对劲了。

　　杨澜：大家在酝酿情绪？

　　崔永元：对，那时候好像特别爱哭。男女老少动不动就哭，三句话就哭。可哭也没有人说我留恋，说我不想结束，没有人说这个，都是那种莫名其妙芝麻大的那种小事。因为这个哭了，因为那个哭了，我知道可能是大家习惯了这种在路上行走的生活。后来分别的时候，我一个人都没送，我没送。我说再见，以后咱们再见面，就觉得好像第二天大家还要一起走。故意把这个气氛弄得很淡，很淡。我刚才已经听到消息了，我们至少有三位队友这几天每天在家痛哭。

　　杨澜：干吗？需要走路？

　　崔永元：他没法过以前那种生活了，睡觉觉得床太软，然后觉得这个灯太亮，饭也不香，身体疲乏，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来了。

　　杨澜：你有什么不适应？你不是“长征”的时候把失眠给治好了吗？现在回到北京怎么样了呢？

　　崔永元：我又连续吃了三天安眠药了。真的就是睡不着，好像是觉得千头万绪。我想，我过去在这个城市是怎么过的？我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每天能干这么多件事，我真挺佩服以前的自己。现在我觉得好像难以应付，没法应付目前的这些事情。

　　杨澜：为什么呢？太嘈杂，太复杂，人太多，太浮躁？

　　崔永元：主要是复杂，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情当天能结束。我今天忙了一天，回家一数，今天这五件事情开了头，让另外五件事往前发展了一步，仅此而已。而我在“长征”路上所有的问题，当天都能解决。当我睡觉的时候，脑子是空白的，就是说今天的事都没了，今天就剩下睡觉最后一件事了，你就睡吧。

　　杨澜：嗯，对比刚刚出发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当初的设想也好，预计也好，期待也好，到底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当时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走，是吧？是我带着一个团队走，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团队走。因为在我过去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是最差的，欧洲、美洲不知道，去得少，反正韩国、日本我们是比不了。单个比没有问题，是吧？你看我们得那么多金牌，你数一数，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得个人金牌，团体的你就得不着。

　　杨澜：女排，女足。

　　崔永元：可能就这一块，雅典奥运会好像就这一块，只有女排这一块。

　　杨澜：只有女人还有点团队精神？

　　崔永元：还真是，所以我想，他们可能做思想工作不行，喝酒不行，花钱也不行，就剩下最后一招了———拉出去遛遛。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带着大家走上“长征”路的。后来我发现，拉出去遛遛也不行，照样不是一个团队，他们天天在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都不宽容，就是那样。如果“我的长征”总分是100分，我觉得他们也许到时候就得个40多分吧。就这个样，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杨澜：这就是你的期待？

　　崔永元：对，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实验，到时候向社会公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团队走在路上也没戏。当时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

　　杨澜：我觉得你是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全部是阴暗心理，然后又不期待人家能够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期待人家出丑。那么，结果呢？

　　崔永元：出乎意料，结果我觉得特别美满。

　　如果明天媒体说这件丑事，如果明天在街上欢迎你们的老百姓都知道你们干了这样一件丑事，你们好意思举着红旗接着走吗

　　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于是,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这一路上，崔永元同样跋涉在期望与失望的高峰低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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